柳谦:艺术是他的底气,户外则是生活方式

“我完全不希望我的画能发人深省，但我希望我的生活（方式）能够给别人艺术般的启示作用。”柳谦说。

柳谦，画家，诗人，自由艺术家。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思考过艺术的意义。后来他想通了：对于很多陷入人生困惑的人，并不是你的创作，而是你的生活方式，给予他们启发。






柳公子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山水画家，他喜欢画大山大水。但时间长了，总觉得不过瘾。“自己没有深入到其中去，不够不够！”他说。 写生与攀登是两码事。在山脚下画一座山，和登山一座山，带给画家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不是每一个画家都愿意爬上一座高山，但柳公子知道，攀登带给自己的极致感受，和身体上的记忆，会让自己在伏案创作时，笔下多一点灵性、真诚或感性的东西。



中国画讲究气韵，画上表现出的气息，与画家自身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态十分相关。 柳公子生于河南，在几岁时与家人迁居汕头，在海边的小渔村长大。小时候的他就特别贪玩，家附近有一座山叫“东山”，他没事就往山上跑。但待到成年后，求学问道于北京，后定居于此，反而离山越来越远了。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他更多时间栖身一处，伏案作画。



心未乏，但身却时而觉得乏累。他那时候跟身边的很多画家一样，身上都缺少一种刚健清新的精气神。 2016年，柳公子无意中在网上翻到一篇巅峰山学院推出的登山培训课程，他未多加思考就报了名。踢冰、踏冰，冰镐入冰，凛冽高原上，呵出的气息在雪镜上结成一层白雾，迅速散去。



在巅峰山学院几位高手教练的带领下，他学习到了之前从未耳闻的各种攀登技术。而每日攀登归来后，晒晒高原上的太阳，与山友们喝啤酒，聊天，生活从未如此闲适而又痛快。





四姑娘山一带，尽是海拔五千米级以上的雪峰，也许是在初次与它们对视的那一刻，便注定他日后画中所谓的气息，就多了一层刚劲的底气和强悍的内核。 如他自己所说：“极限攀登带给我的生理上的一些感受，最终会在创作中变成一种心理上的感受。”这对于他，是非常宝贵的。



在他创作的一副《攀冰图》中，一位身穿红衣的攀冰者，将冰镐双双打入冰内，停歇片刻。他微微仰头，专注的望着冰壁与天空的交际处。画中，传统画风与极限运动，完美融合。



尽天性而任自然。在其他几组以攀登为题材的画作中，有身背攀登绳索，迈着矫健步伐走向远方高山的攀登者，有在高山间悬停的直升机，有躺在星空与雪原之间的攀登大本营。



他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诗人，在他的画作旁，你经常能读到几句小诗，有古代名人的，也有他自己即兴创作的。而攀登，仿佛让他找到了另一种诗画语言。在他画笔下和诗作中的世界，广大而雄健。





当我将画家、诗人与攀登者身份放到一个人身上，也许你会觉得，不搭。 但当你看到，在展开的宣纸上，柳公子执笔勾描与淡墨渲染之间，那般游刃自如，干净利落，真神似一位攀登者在岩壁之上，一气呵成，富有美感的动作。你便会和我一样觉得，艺术是相通的。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绘画领域中所获得的的经验和知识，在攀登者身上也适用。” 画家、自由艺术家是他的身份，也是周边人对他的认知。但他似乎并不喜欢将自己固定划分在某一个圈层。“很多概念都是人赋予的，你要撬动这些概念。”他说。



柳公子生于80年代，在他们这代人开始学国画时，当代艺术已兴起，好多人觉得传统中国画没有意义，不行了。但他依旧选择了传统中国画，“不把传统当敌人，也不把当代当敌人。”接纳与通透，在他身上始终存在。 当代艺术，偏于帮群体或个体思考和发声，而传统艺术，更多是一门技艺，没有为谁发声。柳公子本身痴迷劳作，而画画本身就是一种手工劳作。
他从不把自己划分在哪个阵营里，只是喜欢用一种纯技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审美和感受。“这也许也是我喜欢攀登的原因，我很享受攀登中劳作的过程。”



对柳公子来说，攀登与绘画，或是这世上的所有事，都是相通的。自由攀登者与自由艺术家，本质上都是一类人，都是饱有对生命的热爱和好奇。当你对生活怀有热爱，你可以接纳的东西就更多，好的，或是坏的。 2019年，柳公子从北京出发，围着地球飞行半圈，抵达阿根廷。在那里，他准备攀登南美第一高峰阿空加瓜峰。由于遭遇大风雪天气，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攀登。“下雪的阿空加瓜就不是阿空加瓜了。”当地向导说。



高山仿佛不想只予他绝美的风景，还要让他体会修行般的历练。所以他几次攀登高海拔山峰，都遇到坏天气。连日的风雪把所有上车的路径都掩埋了，也有人因体力透支而中途下撤。
但在他后来的记文中，他这样写下当时在C1的场景： “雪粒打在帐篷上啪啪作响，远处的雪山被浓雾拦腰截断，雪一直下到傍晚才停，我掀开帐篷的门，看见阳光映得白雪褶褶生辉，远山依然云雾缭绕，天空有巨大的苍鹰飞过，有一个披着斗篷，穿着马靴，拄着木棍的印加人，在雪地里飞快地前进，消失在阿空加瓜顶峰的方向。”



于世间绝境处寻大美。这是攀登者的生活艺术，也是艺术家的处事哲学。 正如他在刚接触攀登时所感受到的：画画，是把灵魂打磨成楔子，楔入造化之美妙。登山，是把肉体锻造成金刚之躯，步入神的后花园。



在柳公子二十岁出头时，他也曾模仿着典型画家一样，穿唐装，梳着大背头，为了让自己从外表上看着像是一个成功的画家，自扮一副老成。但随着自己心智愈发成熟，尤其是在接触攀登后，在他身上，反而有了年轻、自然、洒脱的气质。



满清之后，中国文人多以虚弱成分居多。其中充斥着病态的情绪，无病呻吟，太过阴柔。似乎艺术要有“脱离感”才高级。
“我觉得人最可悲的是，当别人把一个概念强加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竟然毫不思索地欣然接受，然后自己活成了别人形容的样子。”柳公子说。褪去萎靡不振，保持清新刚健，他至少希望自己是这样的。



在一篇报道中，有一段对柳公子的刻画，有趣而贴切：在当代艺术盛行时，他像个传统的老学究。在当代已经尘埃落定，传统又回到主流视野时，他不饮茶论道，却带着笔砚，跑去玩极限了……



登山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脱离人群，关照自我、思考自我的阶段。当他从山中回到画室，一种积极正向的情绪也会跃然纸上，传达给赏画的人。



柳公子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攀登者，他只是喜欢和登山有关的一切。 他一直觉得，在登山方面，他的“第一口奶”很正。在巅峰山学院遇到顶级的高手教练，学习到正确的攀登技术和理念，这对他一个登山小白来说，十分可贵。



在他刚接触攀登，认识一群户外人时，他就觉得“原来这些人这么有意思！”登山人的性格和生活，让他感觉很新鲜，“也是因为这个，才帮助我一直保持艺术上的新鲜。” 他说，艺术没有意义，艺术家才有意义。攀登不好玩，攀登的人才好玩。 他和包一飞也是在巅峰山学院认识的。包一飞于他而言，亦师亦友，带他入攀登门，也引领他继续攀登。他很喜欢和包一飞一起登山，“如果换一个向导，可能登山就没这么快乐了。”柳公子说。他们虽然攀登能力不同，但对攀登、对生活的理念十分相似。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热衷于攀登地区的文化。如果排一个顺序，那么对柳公子而言，感受户外生活方式最重要，次之是了解攀登地区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再次之，才是攀登本身。 他以浪漫的方式对待生活，对待绘画，对待攀登。在赴南美攀登阿空加瓜时前，他读过一本小说《巴塔哥尼亚高原上》。
作者布鲁斯·查特文在七十年代曾任职于《星期日时报》，之后突然以一封电报宣告，他要出发“去巴塔哥尼亚六个月”。查特文拥有不安分的灵魂，随时可以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着心爱的鼹鼠皮笔记本四处游历。



柳公子也是如此。在刚接触攀登时，他经常随身带着画笔和画纸，在某处停歇时，他便拿出来，对照着远山的轮廓开始快速勾勒。在他家中拜访时，他特意向我展示了这个满是高原气息的画本。



路途所见，皆是他的创作灵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已营业五十年的Bar Sur老店，还有着《春光乍泄》里的感觉，他听着老店主聊着王家卫、张国荣，也不忘为一对爱人画一幅探戈油画。



他特别喜欢非洲，喜欢那块土地和文化，去攀登乞力马扎罗也是因此。在通往顶峰的路上，登山杖下咯吱作响的积雪，后来化成他画中凛冽的笔墨。



当地向导和背夫脸上有力的线条，化为他笔下粗糙有力的画像。体型细长，身披红布的马赛人，在日落的荒原上凝望，被他定为永恒。





他是靠本能画画的画家。“我的作品表达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感情，而不是某些特定的观念。因为我是是靠本能画画的画家，很多时候，我的作品里面传递出来的，都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由心底而流露出来的一种情绪的触发。” 而文化与人，最容易触动情绪。所以他的画中，才有直指人心的真诚，和精神上的开阔。



一个人能走多远，是由他的广度决定的。而一个人的广度，是由他有多热爱生活而决定。
艺术是他的底蕴，而攀登则是他人生的一道门，这道门为他打开了人生的更多可能性。潜水、冲浪、帆船，爱好不可能承载生命的全部意义，但他不愿被生活框住，他想享受生活的平平常常，也想体验生活的不同寻常。



而这一切，是户外这种生活方式所给予他的。正如他在聊到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时所说到的： “我们观念上的相似，可能来源于我们确实都真正地有自己热爱的事情，而且，对这个事情的执著都比一般人更甚。
而我们对它的热爱，也是基于我们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生的热爱。”

撰文 | 徐时雨供图 | 柳谦排版 | Vio、徐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