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练了,祖宗早把签名玩出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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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国、沙俄、德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奥地利11国签订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辛丑条约》，清政府的两名全权代表李鸿章和奕劻，各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若仔细看条约的签名部分，我们会发现李鸿章和奕劻两人写的都不是本名，而是一个花体字。


《辛丑条约》上的各国签署，页面右侧为李鸿章（左）和奕劻（右）的签署


李鸿章写的很像一个“肃”字。后人猜测，或许是清廷曾册封李鸿章为“肃毅伯”，所以李鸿章以爵位首字来代表自己。但奕劻的签字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无论是汉字还是满文，都找不到这个签署字形的来源。难道是李鸿章和奕劻愧于在不平等条约上留下姓名，所以随便签了一个字？实际上，他们留下的是“花押”。在公文、契约上草书自己的签名或画上象征自己的标识，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就算是小说《阿Q正传》里阿Q那样目不识丁的人，也能画个圆圈代表自己，这就是“画押”，或曰“画花押”。所以无论是李鸿章签下的“肃”，还是奕劻写下的“查无此字”，在古代的署押程序上都是合理合法的。花押甚至还可以没有字形，以图案代之，鲁迅的花押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鲁迅曾以“旅隼”为笔名，他的花押是一个展翅翱翔的鸟儿图案。


鲁迅的笔名“旅隼”花押


花押不仅彰显了签字者的个人属性，还因为难以模仿而具备防伪属性。这样一种追求个性抒发、标新立异、洒脱自由的签名方式，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花押既可识，又难辨
署押早在汉代就已使用，当时的长官阅读完属吏的符牒之后，就在上面写一个“诺”字，表示“已读”“批准”。南北朝时，官员画诺时挥笔愈发飘逸，粗笔勾勒使“诺”字中的“若”有凤尾婆娑之形，所以公文中的“诺”也演变为“凤尾诺”。其实“凤尾诺”和草书署名已经具备了“花字”“花押”的特征，但后人在追溯“花押”起源时，往往将其界定在唐代。据《东观余论》介绍，唐太宗时，让官员在提交奏折时用真书（一般指楷书）或草书的方式书写自己的名字。唐代人借由此事，在自己创作的诗文以及书稿的后面也用草书署名，他人不可仿造。从出土的唐代文书墨迹中，我们已经见有花字作为个人独特的信约标记。唐玄宗李隆基的书法作品《鹡鸰颂》中就有一个花押署名，此花押表现出浓厚的行书点画意味，介于符号与文字形式之间。


唐玄宗李隆基书《鹡鸰颂》（局部），左下为花押。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到唐肃宗时，御史大夫韦陟设计了自己专属的花押艺术签，他每次写“陟”字时，故意将其书写为五朵祥云的模样，自号“五云体”，此后花押署名在士大夫之间逐渐风靡。花押可以将文人的名字融入其中，进一步加强了个人属性，令他人不识而难于造假。同时，随着纸张的应用和商业交往活动的频繁，海外贸易不断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不断攀升，花押作为一种信约符号，在民间交往中也成为一种需要。从宋到清末，历代皇帝都为自己设置了“御押”，与御玺的作用相差无几。宋代皇帝颁布诏令时，可以使用御押以表权威。因为历代印章可以根据印鉴进行雕刻，做到以假乱真，而花押却需要本人亲笔手写某一特殊符号，并且每次书写都具有一定变化，文字书写可以因人而异，而花押符号则更无定格，从而达到防伪的效果。


明崇祯帝御押印


清康熙帝御押印


北宋实行“以文治国”的政治理念，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他们的闲情雅致也得到了发展。许多文人以搜集名画古玩为雅兴，并在上面题跋，标识自己的收藏标记，彰显其艺术水准。文人志士追求个性抒发、标新立异、洒脱自由的生活方式，押字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风尚相辅相成。花押作为一种个性化与艺术化融合的产物应运而生，它不仅体现在书画作品上，还展现在工艺器物、官方公文以及普通百姓生活之中。


（北宋）赵佶《芙蓉锦鸡图》，右下角为创作者宋徽宗赵佶花押｜故宫博物院


花押始于唐宋，盛于元朝。蒙古统治者因汉文化程度浅薄，在扩充疆土使政治中心北移的同时，希望能够在文化方面巩固统治。花押这种结合外族语言、构成图像艺术，既能作为防伪符号，又能文雅地躲避汉字书法签字的载体，让不能深谙汉文化的外族官员亦能附庸风雅，故元朝人又有“元押”“元戳”等别称。


元代押印


元代官方流行的语言文字有八思巴蒙文、汉文、波斯文三种语言，“元押”中有许多官印即为楷书和八思巴蒙古文的结合体，别具一格。


元代民间楷书与八思巴文共用的花押印

古代民间文书中广泛使用的花押，是汉代起自官方的署押方式经过长时期发展演化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其在民间的使用，从最简单的画点、画圈、画十字，发展到各种复杂的寓意和文字、符号变形组合，并与汉字书法艺术相结合，成为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古人的“个性签名”自古以来，利用“花押”者不乏其人，宋徽宗赵佶算得上是别出心裁、乐此不疲的一个。赵佶在他的书画作品上签署一个奇特的墨记，从外形上看，既像一个简化的“开”字，又形似“亓”字，还像一个草写的“竹”字，而这个别致的花押，其实是由“天下一人”四个字所组成。


宋徽宗赵佶的花押


宋徽宗的艺术造诣极高，执政期间不断搜集世间奇珍异宝，其中不乏名家的书画典籍。宋徽宗受当时文人墨客的影响，结合草书或篆书以及古文等元素，形成“天下一人”的花押，代表着他作为皇帝具有“天下独一人”的气魄。宋徽宗的花押简洁大方，简单的几笔拆成“天下一人”四字。其花押不但具备个性还有艺术性，不拘泥于严谨与规范的特定形式，相当于自己的个性签名。


草书《千字文》，北宋宋徽宗赵佶书写的狂草作品，左侧为其花押，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宋朝的另一个别具特色的“花押”，出自北宋宰相王安石之手。王安石朝政甚忙，他在处理公文函件时，为了方便简捷，常常提笔快签一个“石”字，表示已经阅过。那个“石”字的写法是：“初横一画，右引脚，中为一圈。”因为王安石是个性急的人，所以画圈时常常画不圆，最后落笔又拖出去很长，于是该字不伦不类，既像一个“歹”字又似一个“反”字，都没有什么好的寓意，于是王安石这种疾笔草率的签名不时遭来同朝官员们的非议。
明人花押，在小说中所见极多，如《古今小说》《拍案惊奇》之类，无论分家析产、土地契约还是婚约遗嘱，都有立约人与中间人的花押。在民间，花押无疑与印章一样，有着防伪的功用。明代文人的一些花押也伴随着家书与契约流传了下来。押记的目的既然是防伪，其设计往往颇有匠心。嘉靖二年（1523）春夏之间，文徵明受巡抚李充嗣推荐，应贡入京，成为翰林院待诏。在入京途中和在京生活后，文徵明给苏州家里的夫人吴氏和两个儿子文彭、文嘉写了许多家书。无论是在信的末尾，还是外封，文徵明都使用了花押，率笔写就，同时也富于装饰性，他用“徵明”合体的花押，左密右疏，看起来既像“徵”，又像“明”。


文徵明写给儿子文彭、文嘉的家书，标记处为其落款“徵明付彭嘉”

花押在明代文人生活中的使用应该相当频繁，只不过流传到今天的文人家书与契约已是吉光片羽。明清一代书画家中，有名气且遗存丰厚的花书签押者，当推明末清初画家的朱耷。朱耷自号“八大山人”，在书画落款时，他总把“八大”和“山人”各自联写，签得既像“哭之”又像“笑之”。后世猜测，由于朱耷是明室后裔，他是以书寓悲，借花押的方法表达他对国破家亡的寄托着哭笑不得的悲愤心境。现在看来，朱耷的花押确实别具一格，甚至有点像现代人的“颜表情”符号。


朱耷花鸟画，左上为其花押“八大山人”

朱耷后期作品出现了更强烈的暗示。从1694年（清康熙年间）开始，朱耷的书画除了“八大山人”这个花押以外，还新增了一个“三月十九日”的花押（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是明崇祯皇帝自尽、明朝灭亡的日子）。所以朱耷的花押，流露出浓厚的对亡明的怀念意味。


朱耷书画，“八大山人”之上是“三月十九日”花押

雍正皇帝的花押含义，就不如朱耷那样明晰了，也引起了人们的猜测。雍正皇帝的御押大部分是在朱批或谕旨的结尾处，其花押长这样，你能解读出其中的含义吗——


清雍正帝的御押

有人认为，雍正的御押由“无思”（繁体为無思）两字组成，出自先秦《诗经》中的“无思百忧”，意为不要总是去想愁心事。从雍正二年正月初二日年羹尧奏折上的朱批来看，第一个字中有非常明显的一条长横，确实很像“無”字。

雍正二年正月初二日年羹尧奏折上的朱批

但从雍正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四川川北总兵张成隆所上奏折来看，花押第一个字有“亠”部，所以有人指出，雍正的花押是“应思”（繁体为應思），表示雍正皇帝勤于政事、认真批阅臣下奏折之后，还在持续思考。


雍正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四川川北总兵张成隆所上奏折的花押

雍正本人究竟在花押中寄予了何种内涵，如今已不得而知了。古代文人的花押总是颇具巧思，但在民间，百姓的花押往往比较直白简约。以手为押，是一种源自人类本能的自然选择。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各人指纹、掌印的不同，因而常被用作身份象征、证明凭据和诚信标志，应用于社会管理、经济往来、司法诉讼、家庭婚姻、文学艺术等领域。不过，押手掌印的花押并不多见，通常仅用于人口买卖契约和休书中。在《咸丰十一年（1861）张大盛卖休妻婚书帖字》里，落款处有一个明显属于女性的手印，掌中画有“甘心”二字。文书写道：“立有婚帖、请媒帖手印在此。明理论，抛石头丢江水永不回头。掌心内‘甘心’二字为记，立婚书帖为据。”押掌为誓，并以“甘心”为记，是古人对休（卖）妻这种生活大事十分郑重的意愿表达。


咸丰十一年（1861）张大盛卖休妻婚书帖字

在农业和商业交易契约中，用有吉祥含义的字词组合作为花押，是一种较常见的签押方式。民国元年（1912）七月的一份买田契约中，“汪仲馀”用“如意”二字上下组合签署花押，“汪志远”用“福寿”内外组合签署花押，就是例子。我们如今熟悉的“签字画押”中的“画押”，也便来源于此。


汪仲馀等人的交易花押

随着清朝盛行起来的“官代书”制度，花押也在州县衙门和民众间流行开来。所谓“官代书”，就是经过官府考核录取之后，在衙门里帮百姓代写诉讼书的人。他们一般会在诉讼书最后留下自己专属的戳记，戳记上除了官代书本人的姓名外，还在正中间空白处专门给花押留下了空间。而这些跟着状纸一起留存下来的风格各异的花押，成为后世欣赏古代花押形态演变的依据。


清代嘉庆时期巴县（今重庆）官代书戳记样式




外国也有“花押”
花押的实质，在于政府行政、经济往来及个人相关行为中的责任宣示及防伪，这种需求在人类活动中是一种普遍存在。因此，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中同样出土了许多其他古代文明的签押，如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文明，都有各自的“花押”。在后世的社会经济发展演进中，西方世界虽然未能形成像中国这样丰富多彩的花押文化，但以家族为核心的纹章文化、基于拼音文字的个人手写签押、用于确权的火漆印，以及一些地区和民族的图画性或拼音文字签印，也各具文化特色。西亚地区的古巴比伦滚印影响很广，考古发现的数量最多。据考证，滚印起源于五千多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邦。在楔形文字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人们发明了以图像纹饰为特征的滚印，作为对外贸易中权力的确认。与古代中国镌刻文字的方形印章不同，滚印是在圆柱形印身上雕刻人物或动物图案，使用时则在泥板或用于封装物品的胶泥上向前滚动，印压形成连续的图案。


沙玛希·阿雅滚印，大英博物馆藏

同样是文书的归属识别标记，欧洲以火漆印和手写签名为主。火漆印是直至现代欧洲社会最重要的文件封缄形式，不论官方文书还是民间契约文书，正式文件皆以其作为主要的封缄及确权手段。把不同比例的焦油、辰砂和虫漆混合加热成火漆，颜色呈红色或棕红色，再选用合适图案的金属模子，按印在尚未凝固的火漆上，冷却后即可留下清晰图案。历史上留存下来的近现代西方正式文书，多使用火漆印，上面的火漆印颜色历经百年依然鲜亮。


荷兰国家档案馆收藏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的火漆押印

中国的花押文化随着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走出国门，与其他国家的本土文化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签字文化，其中以日本受影响最大，不论官私还是商业活动，都在吸收和借鉴中国汉字和印章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日本战国时代的军事家丰臣秀吉，就取名字中的“秀”字，为自己设计了花押：


丰臣秀吉花押

日本战国时期甲斐国政治家武田信玄的花押在日本史界和艺术界评价颇高。单从字形上看，武田信玄的花押是日本武士背上的靠旗模样，里面包含“风林火山”四个字，整体恰好构成他的军旗，用简单的图案包含了所谓的武士道精神。


武田信玄花押

花押如同现代人的艺术签名，少数篆刻而成，手写居多，富有签字时潇洒简约的气魄，更易于个人创作和个性的表现。花押的艺术，贵在书写者的巧思佳构及卓然的书法功力，即使是平民百姓的签押，也能体现出花押在契约上的实用性。这些传世的墨迹，能帮助我们认知花押在古代和近代的使用情况，并从中领略其设计与书写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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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关禾编辑：框舅版式设计：李雨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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