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I 人类无法避免核战争吗?

（原作：约瑟夫·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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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紧张的欧洲局势，让全世界再次把目光对准了核问题。

去年，一项彻底禁止核武器的联合国条约生效，随之而来的一个假设是：如果美国签署该条约并摧毁自己的武器库，能否阻止俄乌目前面临的问题？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不得不考虑，核战争是否不可避免。

1946年7月，太平洋比基尼环礁引爆的重21千吨的装置，这是美国战后首次进行的核试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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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新问题。1960年，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 Snow得出结论，十年内发生核战争这件事，单纯从数学和概率上来看是确定成立的。

这可能有些夸张，但许多人认为，如果在一个世纪内发生战争，他的预测会是正确的。80年代，Helen Caldicott等核冻结运动者呼应上面的观点，警告说核武器的数量不断积累，“将使核战争满足数学上的确定性”。

提倡废除核武器的人经常提到这一点：如果你扔一次硬币，正面朝上的几率是 50%，但如果你扔十次硬币，至少有一次正面朝上的几率，会上升到 99.9%。

按照这个假设，如果说未来40年内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是1%，那在8000年后，这个概率会变成99%。

总有一天，人类会走到终局，即使我们每年将核战争的风险降低一半，也永远无法从概率上将风险清零。



人类首次太空核试验，“海星一号”核弹爆炸时，爆炸产生的带电粒子与地球大气层中的分子相撞产生人工极光，远在新西兰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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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如此，抛硬币这个比喻，在涉及到核武器时有一些误导性。

它假设的是独立的概率，而人类之间的互动，更像是灌了铅的“不公平骰子”，一次投掷发生的事情，会改变下一次投掷的结果。

比如说，1963年发生核战争的概率较低，因为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与此相比，1962年的概率相对更高一些。

简单的概率计算形式不一定适用于复杂的人类互动。原则上来看，人类正确的选择，可以降低事情发生的概率。



1945年7月16日，历史上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发生在新墨西哥州。这是从南方拍摄的唯一一张实验爆炸的彩色照片。 杜鲁门总统打开他的绝密试验报告时看到的就是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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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取决于独立的可能性及相互依存的可能性。一场纯粹偶然的战争可能符合抛硬币的模型，但这样的战争是罕见的，任何意外都可能被证明是有限的。

此外，如果意外冲突仍然有限，它可能影响未来的行动，从而进一步限制爆发更大战争的可能性。时间越长，事情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把这一时间尺度放到八千年后，那时的人类，可能会有比核战争更紧迫的问题。

我们无法确认哪些因素构成了相互影响的概率。但是，如果我们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进行分析，可以假设，年度概率不在较高的频率范围内。



1945年8月，美国决定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新研制的核武器，试图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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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预测，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在33%到50%之间。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后续会是无限的核战争。

而事件发生25周年之时，在对参与者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尽管美国拥有巨大的核武器库优势，但即使是最轻微的核战争的可能性，也会让肯尼迪退缩。

所以我们看到，当年的结果并不完全是美国的胜利，美国做出了妥协，其中包括悄悄从土耳其撤走美国的导弹。

有些人用数学上的必然性来推动核武器的削减，但我们知道，核知识不会被废除。

在九个或九个以上意识形态各异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协调废除核武器一事，是极其困难的。向单方面倾斜的措施可能会助长侵略者的威风，增加不愉快结局发生的可能性。



1953年3月17日，内华达州试验场的引爆，这次爆炸强度与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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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效用和风险接受能力对遥远的后世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8000年后人们会重视什么。虽然我们对后代的道德义务迫使我们非常小心地对待人类的生存，但这一任务并不要求我们完全消除风险。

我们应该让后代大致平等地获得重要的价值观，这其中包括平等的生存机会。与试图将几个世纪以来未知的人的利益集中到当下某个不可知的总和是不同的。风险，永远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核威慑建立在可用性悖论的基础之上。这也意味着，如果核武器完全无法使用，它们就不会起到威慑作用。但如果它们过于好用，可能会发生毁灭性的核战争。



在1953年的测试中建造的模拟城镇——包括房屋、汽车和日常活动的人体模型，用来研究它们如何抵御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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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可用性悖论和与人类互动相关的相互依赖的可能性，我们无法寻求构成“正义威慑”的绝对答案。核威慑并非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我们接受威慑必须有条件。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继承的正义的战争传统提出了必须满足的三个相关条件：公正和适当的起因、手段的限制和对所有后果的审慎考虑。

我从这些条件中得出了五条核格言：就动机而言，我们必须明白自卫是正当而有限的理由。

在手段方面，我们决不能把核武器当作普通武器来对待。

我们必须尽量减少对无辜人民的伤害。

在后果上，我们应在近期内降低核战争的风险。

同时，我们要努力逐步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

毕竟，将炸弹放在地下室的有一定的风险，但放在前线的炸弹，风险更大。



1952年， 第一次使用核聚变引爆装置的蘑菇云，这是有史以来最强的核爆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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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面临的问题提醒着我们，不确定性和风险是无法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而非废除）核武器作用的目标一如既往地重要。

第一颗氢弹的设计者Richard Garwin计算过，“如果今年发生核战争的概率是1%，之后我们每年都设法将其降低到前一年的80%，那么发生核战争的累计概率，会是5%”。

人类可以带着这种可能性，过上道德范围内的生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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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本文原作者JOSEPH S. NYE, JR.，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后来重回哈佛，曾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现为该院教授。他被评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011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列入全球顶级思想家名单。

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而闻名。2005年，约瑟夫·奈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一文。2009年1月，约瑟夫·奈在刚刚履新的奥巴马政府中，约瑟夫·奈获提名为美国驻日本大使。他使用了新概念“巧实力”，也成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主轴。2012年4月25日，约瑟夫·奈来北大做了关于软实力的报告。

图源：wiki



作者： 约瑟夫·奈

编译： 银河牛油果

编辑： 框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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