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我圆满完成在西安体育学院的四年大学本科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分配到当时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育总局）。

当年9月，我从古都西安来到了首都北京，到国家体委下属的人事司报到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手续和培训，结束北京的所有事务之后，我终于来到北京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成为中国登山队的一名体能教练，从此开始了我的登山学习、训练、教学和实践生涯。

1987年，组织上决定派我担任美国阿肯色珠峰北壁登山队中方联络官，也就是代表中国登山协会负责外国登山队在华登山期间的管理、服务和协调工作。

当年3月3日，我从北京启程，先到成都，再到拉萨、日喀则、协格尔，半个月后终于抵达海拔5200米珠峰大本营。

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人生的新高度。虽然我从小生活在素有黄土高坡之称的陕北，小时候也非常喜欢登山和体育运动，但家乡的土山最高也就是海拔1000米左右。

3月初的珠峰大本营银装素裹，我们的帐篷只能搭建在坚硬的冰雪上，饮水需刨冰融化再烧开。由于海拔高，开水的温度只能达到70摄氏度左右，煮面条都得用高压锅。由于掌握不好火候和时间，我们总把面条做成面糊糊，只能凑合着吃。

第一次在珠峰工作就整整待了93天，艰苦环境中的锻炼确实让我受益匪浅。在与外国登山团队相处的日子里，我对登山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学到了许多在大学时没有学到的登山专业知识，感受到外国登山者对山峰的虔诚之心，以及他们登山过程中科学和严谨的态度。

有一天，整个珠峰地区风和日丽，我站在大本营仰望珠峰。珠峰就近在我的眼前，当时我浮想联翩，梦想着有那么一天自己也能到世界之巅看看，站在世界第三极聆听传说中美妙的天籁之音，感受腾云驾雾、一览众山小的意境。

1988年在世界登山运动发展的历程中是值得庆祝和铭记的一年，中国、日本和尼泊尔三国的登山健儿在这一年的5月5日，成功地完成了珠峰南北双跨、顶峰会合和第一次电视实况转播，这一伟大创举凝聚了三国登山人的智慧、心血和汗水，为世界登山史册添加了辉煌的一页。

中国登山队从1987年春季就开始为这次攀登做准备，从西藏、新疆、贵州和河北等地选拔了30名登山运动员，分别在北京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和西藏拉萨进行了9个多月的体能和技术训练。

我作为南侧分队的执行教练，1987年6月从珠峰回来之后，就投入到紧张而辛苦的训练工作之中，一直训练到1988年2月底。可以说，严格和系统的训练为正式的登山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登山队南侧分队于1988年3月中旬离开拉萨，途经日喀则、定日、聂拉木，从樟木口岸出境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在加德满都做简单的准备之后，我们乘小飞机到达卢卡拉镇，开始6天的徒步行走，在3月底进驻位于孔布冰川舌部海拔5350米的珠峰南侧大本营。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从珠峰南侧攀登。

身为体能教练的我没有被编入正式攀登队伍，我只能在体验的过程中锻炼自己。

在整个40天的攀登过程中，我经历了多次危险，如孔布冰川的冰崩、在海拔6100米处坠入冰裂缝、在海拔7350米处的大雪坡发生滑坠，确实让自己得到了锻炼，且最终登达海拔8000米的珠峰南坳。

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感受到登山的魅力，明白了为什么人们要去登山，并不只是因为“山在那里”那么简单。登山就是感受风险，在风险中磨练自己，从而战胜风险和困难，享受整个攀登过程，经历挫折最终收获成功的喜悦。

正如我国著名企业家、登山超级爱好者王石说过的：高海拔山峰的攀登是人生的浓缩。

章子峰是珠峰北面的一座海拔7543米的山峰。香港攀山总会和中国登山协会组成联合友好章子峰登山队，1989年7月底，我带着香港队员直接从拉萨贡嘎机场途经羊卓雍湖、江孜、日喀则、协格尔抵达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

由于中国登山队3名主力队员孙维琦、王勇峰和佟璐被派去美国参加登山技术交流，此次攀登珠峰前期的营地建设、物资运输和攀登线路的侦察等工作，就都由我和几位参加过1975年珠峰攀登活动的老队员以及两位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体育老师一起承担。

8月初，王勇峰三人归队，登山队从海拔6000米的前进营地向章子峰顶峰发起冲击。夏季山上的积雪增多加深，攀登线路上流雪和雪崩时有发生，给冲顶带来很大难度，整个攀登路线危险四伏。

最终双方各3名队员从海拔70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在齐腰深的雪地上轮流开道，经过17个小时的艰苦攀登成功登顶。

当站在章子峰顶看到近在咫尺的珠峰时，我心里在默念：总有一天我要把自己的脚印留在世界之巅。这是我人生当中成功登顶的第一座海拔7500米级的独立雪山，并在当年荣获国家登山健将的称号。

然而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患难之中的那份战友情谊：登顶成功返回海拔7000米的突击营地时天已黑，大家都是二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进到帐篷3人都感到饥寒交迫且疲乏无力，但是仅有的一包方便面大家却让来让去，都说自己不饿，都希望队友多吃点。

这让我懂得了患难见真情的含义，也让我更加爱上了高海拔登山。

同是炎黄子孙的大陆登山人和台湾登山界的朋友，在1993年经过多次磋商，组成了海峡两岸珠峰友好联合登山队，于3月中旬至5月中旬开展珠峰攀登活动，最终有6人成功登顶，圆满完成任务。

作为本次联合登山队的主力之一，我却过早地泪别珠峰，在北京康复医院和积水潭医院痛苦且郁闷地度过了漫长的120天。

对于这次登山活动我非常看重，因为经过5年的学习和锻炼以及多次的攀登，我的登山技术有了明显提高，登山经验也得到积累，身体素质又处于最佳状态。

当年我正是而立之年，原本想能够实现站上世界之巅的梦想。为此我在登山活动开始的前期准备过程中，付出了许多辛苦和汗水，在全面负责整个大陆登山队伍的训练之外，还给自己吃小灶加练，为的是能够从心理和身体等方面在进山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1993年3月中旬，我随登山队顺利抵达珠峰大本营之后，就遇到了狂风怒吼、飞尘走石的恶劣天气。我们在大本营搭起的军用棉帐篷，有的都被十级大风刮断了帐篷杆、撕裂了帐篷布，无奈我们只能在大本营不断地整理帐篷，与狂风搏斗，等待天气转好。

4月初天气总算有所好转，为了赶时间做好冲顶前的所有准备工作，我受命带队离开大本营向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进发。经过3天的行进终于到达前进营地后，当天晚上天气突变，风裹着雪肆无忌惮地袭击我们的营地。凌晨两点左右风越刮越大，许多新搭的帐篷被刮得支离破碎。

一夜未眠的我躺在破碎的小帐篷里听着狂吼的风声，感到像是世界末日到了。好不容易熬到天微微亮，我们将前进营地整理好，所有队员分批撤回大本营。

下撤也是极其艰难的一件事，我们顶着十级大风，在能见度只有一米的情况下，被风刮得东倒西歪，小心翼翼地寻找下撤的路线，唯恐掉到冰裂缝和悬崖下。

我从早晨7点一直走到晚上7点，整整走了12个小时总算安全回到大本营，心中顿时生出重获新生的感觉。

由于在暴风雪中整理前进营地和长时间拿雪杖行走，回到大本营后我觉得右手的小指和无名指的第一指关节有些不舒服，经过队医检查说是冻伤，必须尽快回北京治疗。

当时我难过极了，回到自己的帐篷整理东西时，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落，感到非常的遗憾和郁闷。

遗憾的是梦想让突如其来的暴风雪给刮得难于实现了，郁闷的是苦苦准备了4个多月不能立在世界之巅而将要在医院度过数月。

原本手指截肢手术非常简单，半个月就可以出院，但是为了我心爱的登山事业和还未实现的梦想，我决定做皮瓣手术。这种手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手指的长度，只是过程极其痛苦和费时，为此我在医院整整待了4个多月。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当时的果断决策非常正确；虽然当时吃了很多苦、遭了许多罪，但是皮瓣手术之后我的右手对登山训练和攀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反而提高了手指对寒冷的感知度，也彻底避免了手指在登山时再次冻伤。

翻开中国登山运动史册不难看出我国登山运动发展的轨迹，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每次大型的登山活动基本上都是自主组织，为了振奋民族精神和探索未知领域，同时结合科学考察和科学研究而进行的。

借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我国登山界老一辈有识之士，当时向中央提出中国的高山也要对外开放，一时间外国来华登山的团队络绎不绝，推动了中国登山事业的快速发展，也宣传了我国丰富而美丽的山峰资源。

中国登山队和许多国家登山团队联合攀登了许多高山，使得中国的登山运动和世界登山运动相结合，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整体登山实力，同时通过双边或多边的登山交流，也让我们的登山理念和登山文化有了很大进步。

1998年，中国登山协会和斯洛伐克登山协会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且组队联合攀登珠峰，我有幸作为中方副队长全程参与了攀登活动。

由于东西方登山理念和文化的不同，这次登山活动从一开始双方就摩擦不断，但是大家始终都是相互包容、相互理解，最终双方有4人成功登顶。

没想到，我这一次却再次无缘珠峰之巅，但是我的登山境界得到了提升，我一直都不后悔自己当时的决定。

这次联合登山活动由于前期时间紧张，有许多准备工作做得不到位，加之又是第一次合作，我们对斯洛伐克登山队员的实力不了解，整个登山活动前期的修路和运输任务基本上都是中方队员完成的，斯洛伐克登山队员只是从大本营到海拔7028米的北坳营地往返适应，所以中方队员非常辛苦。

以至于在第一次冲顶失利之后，中方的3名主力队员全部返回大本营无力继续攀登了。

我便带着两名年轻的新队员，准备择机再次冲顶，可是到达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之后，一名队员突然出现较严重的高山反应，并且左手手指轻微冻伤，必须马上有人护送他下撤到前进营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作为中方副队长一直和队员们一起修路、运输和建营，战斗在第一线，此时我正在从海拔7790米的2号营地准备到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第二天就要冲顶。

出现这种情况我便毫不犹豫地决定亲自护送他当天安全回到前进营地。在护送他下撤的过程中，我不仅要确保我们两人的安全，还前面背着他的背包，后面背着我自己的背包。

回到前进营地后，看着他在医生处理之后脱离了危险，这时我顿感疲惫不堪，再也没能力返回高山营地了，因此我又错过了一次登顶的好机会，但是我这次无怨无悔。

如果我当时只想着自己冲顶，而耽误了队友下撤到安全营地的时间，造成队员不必要的伤亡，那我会后悔一辈子，一生都会愧疚，也会被登山界所唾弃，成为千古罪人。

虽然这次我没能登顶，但是我挽救了队友的生命，并且感受到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环境中建立的友情的珍贵，自己的名与利和队友的生命相比一文不值，登山不是自然高度的挑战，而是人性高度的挑战。

1999年，我本来想好好休息调整一年，连年的征战确实让我感到有些疲惫。然而，9月中旬中国登山协会突然接到韩国大使馆的急电，说有一支韩国珠峰东坡登山队遇到大雪被困山中，希望中国登山协会组织救援。

中国登山界还从未有人从珠峰东坡攀登过，对珠峰东坡的许多情况不是太了解，因为我在1995年曾经作为中方副联络官，陪同日本山岳协会从中国一侧首次攀登海拔8463米的马卡鲁峰，在山区整整待了120天，对当地的所有情况都比较熟悉；由于从东坡攀登珠峰进入大本营之前，有很大一段路线和进入马卡鲁峰大本营相重合，因此协会决定让我配合对外交流部做好救援工作。

在拉萨和西藏登山队的3名队员会合，进行了两天的物资准备后，翻山越岭最终到达车可以抵达的终点——卡达乡。

休整一晚之后我们开始徒步上山，经过热布村时村民们还认识我，给我带来了滚烫的酥油茶、炒熟的青稞和煮熟的土豆，淳朴、善良和勤劳的村民让我非常感动。我们为了不打扰村民，把营地建在了远离村庄的湖边。

第二天我们继续向珠峰东坡大本营方向行进，没走多久和从大本营走出来的韩国登山队人员相会。他们说大本营连续下大雪，继续攀登已经毫无可能，加之大本营的物资储存也不多了，所以他们就决定结束本次登山活动，摸索着往外走。

至此我们有惊无险的珠峰东坡救援活动，也就算结束了，这是我珠峰之行中紧张且轻松的一次。

人类第一次把脚印留在世界之巅是在1953年，2003年正好是人类首登珠峰五十周年，世界各国的登山组织分别在珠峰的南北两侧举行不同形式的攀登活动，以纪念那个永载世界登山史册的辉煌时刻。

中国登山协会决定在珠峰北侧组织一支以业余登山爱好者为主的登山队尝试攀登珠峰，一方面是纪念人类首次登顶珠峰五十周年，另一方面是检验我国业余登山爱好者的登山水平和实力。

在这次登珠峰活动之前，我国组织的每次登珠峰活动的参加者，全都是中国登山队的专业登山运动员，这次我们从全国登山爱好者中选了7名来自不同行业的队员组成了中国搜狐珠峰登山队。

我作为这支登山队的总教练，全程负责队伍的前期训练，并且跟随登山队进行了实地攀登。

在一个半月的攀登过程中，大家齐心协力、相互帮助、同甘共苦，克服了种种困难，战胜无数风险，最终4人登顶、一人登达海拔8700米、两人登达海拔8300米，充分展示了我国业余登山爱好者的水平和实力，拉开了我国业余登山爱好者攀登珠峰的序幕。

中央电视台也第一次对登山队的攀登过程进行现场直播，这是中国电视人的一大创举，也让全国人民对登山运动，尤其是对攀登珠峰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我国高山探险运动的普及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我也在这次登山活动中成功登顶，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梦想，还冒着冻伤的危险用手机在珠峰顶峰发了一条短信、接了一个电话，为中国移动信号覆盖世界最高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虽然为了这一刻自己付出了许多，但是最终有所回报我非常满足；同时也悟出一个道理：人的一生必须要有梦想，为了梦想不断地努力，永不言弃，总有一天会梦想成真。

中国在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向全世界作出了庄严承诺——要把百年奥运火炬带到世界之巅、让奥运火炬在世界最高点燃烧。

但奥运火炬能否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点燃和传递，电视能否将这一伟大壮举的实况向全世界转播，当时确实是摆在中国科学家、登山者和电视人面前的一个难题，谁也没有把握，因为这在世界登山运动史和奥林匹克运动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

奥运火炬及电视实况转播信号在珠峰之巅的传递与传输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中国登山队的肩上。

于是在2007年，中国登山队与多方合作成立2008北京奥运火炬珠峰测试登山队。

除了完成测试任务，登山队还要配合国家气象总局，对珠峰地区的天气变化情况进行检测和研究，尽量把握珠峰地区天气变化的规律，为来年准确预报天气打基础。

因为登山经验告诉我们，每一次珠峰登山活动的成功，与天气有着很大的关系，天气预报是登山指挥者最终决策的依据。

此外，还要通过这次登山活动，选拔和确定2008年的正式攀登队员和珠峰火炬手。

我在这次登山活动中负责前方指挥和调动队伍完成修路、运输和建营，以及各高山营地和顶峰的测试等任务。

虽然我带队攀登到海拔8700米的地方，没能登顶，但听到报话机里传来队员在顶峰冒着大风完成了所有任务的喜讯后，我感到非常欣慰，衷心地感谢我的队员们。

这次登山活动过程中各个部门的相关人员都是默默地做奉献，毫无怨言，大家都只想着为北京奥运会作贡献，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都让人格外感动。

将奥运圣火送上世界最高峰是考验人类体力、意志、精神和理性的艰巨过程。这一任务的圆满完成，充分展示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发奋图强的精神风貌，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史和世界登山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是中国人民献给奥林匹克运动、献给全人类的一份厚礼。

我作为2008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中国登山队总教练和副队长，再次登顶珠峰。

当火炬在世界之巅点燃和传递的时候，我以新华社特邀记者的身份，亲手拍摄下五星红旗、奥运五环旗、北京奥运会会旗、燃烧着的奥运火炬和火种灯同在世界之巅的美丽画面，让我倍感自豪和骄傲。

经过两年的准备和努力，从队员的选拔、训练和正式攀登，我都没有辜负组织和同事们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且第三次获得中国体育运动的最高荣誉——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为此我要衷心感谢参与这次活动的国家广电总局、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航天科工集团和中央气象局，是几个部门的精诚合作，才使得活动最后取得圆满成功。

因为登山是一项非常强调集体配合的运动，其魅力所在就是大家团结协作、分工明确、各负其责、不计名利，为了共同目标努力奋斗、无私奉献，直至成功。

现在珠峰又有了新的海拔高度8848.86米，我计划在自己70岁以后，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次攀登珠峰，为自己此生的珠峰之行画上一个十全十美的句号。